很久以来，我不能忘记舞台上曾经共事的同仁，尤其是那些处境卑微，由于卑微而又在行为上显露委琐的几位演员，他们无一例外地有一个职业封号———B角。
戏剧行业的特点，一个角色一般都是AB制，A角风光无限，领衔主演；而B角呢，始终处于可有可无的“候戏”地位，渴望上台亮相，却又往往不得如愿。 我生平认识的第一个B角，人们称呼他叫老李。那还是20世纪70年代，我在下乡务农所属的某专区文艺宣传队当创作员，而老李是我同宿舍的上下铺。老李其实并不老，不过25岁，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，他称得上帅哥。他是样板戏《沙家浜》中郭建光的B角和《红灯记》李玉和的B角。在长达三年的演艺生涯中，他始终坐着冷板凳，没有一次上台亮相的机会。 老李的痛苦是写在脸上的，每次演出，他都异常认真地化妆，从头至尾守在幕后，保持一个替补队员的冲锋姿态。然而，每次演出他都是失望而归，领导一次也没有召唤他上场，于是，颓丧的老李，只好躲入后台灰溜溜地卸妆。如此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 他视我为密友，有次邀我喝酒，长醉当哭，他告诉我，因为宣传队队长的瘸腿女儿看上了他，而他不想认这门婚事，尽管他演艺俱佳，但队长从不派他角色。不派倒也算了，还恶作剧地弄一个B角，去让他身心难过。老李哭道，如果第4个年头再弄不到角色演，他的“农转非”便要泡汤了，就必须返回原先插队的村子继续务农了。 记得当时，我也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法子，去安慰或救助他。没想到老李狠狠地沉默了三天，居然狠狠地答应了队长那瘸腿女儿的婚事。之后，老李的事业水到渠成，3部样板戏，部部他都领衔，全是A角；整个宣传队，没人再敢称呼他老李，都恭敬地叫他“样板A”。背地里，老李照常邀我喝酒，有次他半醉半醒地说：我不要脸，我自己把自己阉了。 过了七八年，就是到了80年代初高等院校恢复招生了，老李凭不错的成绩，考上了一所艺术专科学校，专攻导演系。毕业后，老李分配到一家剧团任导演，开始有权利支配演员的命运了。但是，演艺界的B角现象，那是历史使然，传统使然。类似的局促和困惑，老李是必须面对的，躲不过去的。 他给自己立下章程，那就是善待B角，体恤他们，关怀他们，怜悯他们。当他们寂寞地候场时，他就去幕后陪伴他们；当他们空守一夜一无所得时，他就去帮他们卸妆；当他们走出剧场免不了沮丧时，他就给他们递一份夜宵。很多B角开始接受老李的关怀，因为他们都了解了一个事实———这位导演，曾经是一个资深的B角啊，只有亲身经历过B角痛痒的人，才会用这种姿态来对待他们。 老李曾经说过一句话，让我久久难忘：人在等待渴望的东西时，也正是最接近绝望的时候；路过的人，不要轻易地掉头就走。 在生活的舞台上，不可能有很多A角，更多在出演B角，希望社会关怀他们，尊重他们。
